到现在，人口问题已经避不开、逃不过，背后引发了住房、养老等一系列结构性危机。

“低生育率”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但能明显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一直没有。

先来看一组数据：

60后出生总人口高达23908.9万人，70后为21666.3万人，80后为22090万人，90后为20849.8万人，00后为16258.3万人，10后为16306万人。

近30年（即1990-2019年）比上一个30年足足少出生了1.42亿人。

这背后，折射出一个无奈的社会现实，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了。

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在做客长盛时间时，提出了对于人口塌陷最为担忧的一点，人口减少将导致中国创新力不足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。

因此，应该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，梁建章表示，现在放开生育对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来说还远远不够，需要大力鼓励生育，社会资源要向有孩家庭倾斜，加大住房供应，提高生育福利等等，他指出，若想生育率平均高出1个孩子，家庭补贴需多出GDP的10%。

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据初步核算，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.0865万亿元人民币，比上年增长6.1%，距离100万亿大关只有一步之遥。

按此来看，国家每年应给出近10万亿的家庭补贴，平均生育率才能多出那一个孩子。

年轻人为什么不多生？

房价过高、教育负担过重，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的生育问题更为严重。

“高房价是避孕药”并非一句玩笑。

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，根据《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》的数据，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.2，这意味着，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，不吃不喝，平均需要35.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。

上海、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.1和23.9。

梁建章表示，应该加大住房供应，向有小孩的家庭倾斜，减轻住房压力。

他指出，在这一点上，新加坡做得很好，为结婚生子的家庭提供政府的优惠性住房。

在教育方面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。

梁建章表示，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，拼娃已经成为一场教育军备竞赛，现行的高考制度传导至年龄越来越小的孩子开始竞争，竞争愈发早龄化。

梁建章表示，这是无效的，应该在人才接近就业时进行测评。

“很多公司招人时，最不动脑筋的方式就是看大学的牌子，懒得看成绩，这样一下子就把竞争压力提早了四年，”他说，“公司招聘应该弱化大学的牌子，而看重在大学的成绩。”

当下放开生育还远远不够

放开人口，能否扭转低生育率趋势？

答案是，不能。

先来看一下中国的生育率数据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7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.58、1.495和1.47，梁建章指出，如果把堆积项去掉，生育率可能仅为1.1-1.2之间。

全面放开后有多少人生三胎、四胎？

梁建章表示，这部分可能是10%—20%，放开后生育率能够达到1.3、1.4，接近日本的水平，但仍然非常低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城市化仍在继续进行，年轻人未来会面临更大的城市生活压力，生育率会继续下降。

因此，全面放开生育还远远不够，中国要像其他国家，尤其是北欧国家一样大力提高生育福利，包括免税、现金奖励、住房补贴、幼托服务、政府提供的教育便利等，才能使生育率提高到像发达国家一样相对正常的水平。

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0%

生育率平均高出1个孩子

让更多年轻人生孩子，当下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

梁建章表示，需要全力鼓励生育，生育率平均高出1个孩子，家庭补贴要多出GDP的10%。

他算了这样一笔账，“全面放开能够增加0.2-0.3个孩子，如果每年每个孩子补贴1万块或几万块，可能再提高0.1-0.2个孩子，如果幼托教育做得非常好，可能再提高0.1、0.2，如果房子问题解决了，说不定能够提高0.3、0.4，如果教育解决了，所有这些加起来，可能能够到1个孩子。”

经测算，一个国家如果GDP的1%向有孩家庭倾斜，最多能提高0.1个孩子，也就是说，要提高1个孩子，整体的钱就是GDP的10%。

在梁建章看来，10%并非天文数字。

中国每年在基建上投入8%-9%，发达国家的投入为2%—3%，整体超过发达国家6%。

目前，加大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是非常必要的，尽管短期来看路修得少了，但从长期来看，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、生活创新效率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。